关注：衡水中学的“反叛者”

执法者毁于执法

“她是一个十足的叛逆者。”李翰是林禾青高三时的班长，在北京昌平的一家烤鱼店里，他这样评价林禾青。

高三的周测，林禾青情绪不好，作文写了两三行，实在写不下去了，就交了卷。第二天，李翰宣布：周测名次退步的同学，交份检查。

林禾青没交。

他气冲冲地走到讲台上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，指着林禾青吼道：“你作文就得了五分，还不交反思？”

林禾青回击：“你说的时候我没在，没听到。”

那天两人吵得很凶。

三年后，北京大学的学生林禾青和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李翰一块吃饭。

李翰说：“那天说完你，我就后悔了。”

林禾青说：“我也是说完你就后悔了。”

林禾青早就完全地理解李翰。衡水中学的压力是层层传导的，李翰的压力来自班主任的要求，李翰既是被管理者，也是执法者。他勤勤恳恳地帮学校和班主任维持秩序，还为了“心中的正义”，给班上同学告御状。

量化是衡中管理制度的核心。成绩、纪律、卫生、跑操，是量化考核的四大指标，事关班主任的奖金，以及班干部的荣誉。

量化掌握在“年级部”、“小黄帽”和查寝老师手里。所谓小黄帽，就是戴着黄色棒球帽的年级部学生会成员。跑操前，跑操时，早饭后，晚饭后，还有把十分钟课间挤压成八分钟的“预备铃”前，他们都在盯着手表计时，拿着纸笔计分。

他们站在教室后门，从窗户往里看，并记下“上课喝牛奶”“上课转笔”“上课扭头笑”这类的违纪事实，为方便记录，每个学生的座位都可以用方位表示，比如“北一后一北二”，就代表北边第一大组最后一排从北数第二个学生。不久，班主任就会找那个同学兴师问罪。

李翰也做过“小黄帽”，那是高二的时候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“是一种投机主义”。

“小黄帽”像个护身符，给他带来过不少好处。比如，假期不用写作业，打通学生会的人际关系，就不用被查。比如，课间操的时候去班里查零食，想查谁查谁，查到了直接自己拿走吃掉。比如，借事翘课，拎着帽子出去溜达溜达。他甚至悟出一个道理：“一旦跻身了权力阶层，你会发现人跟人都是有利益交集的。”

回味过去，李翰感到一阵荒诞。“我不认识那时的自己。我现在想想我好搞笑啊。”

在衡中时，李翰并不是什么异数，他曾是衡中评价体系中最优秀的那种学生。从文理分科之后，就做班长，一直做到高考。高三一年，成绩长期保持在文科实验班前五名，这意味着他是个极有希望考上“清北”的学生，是像大熊猫一样的保护动物。

但规矩的守护者也会被规矩所摧毁。高考前一个月，一个周六的晚上，难得的放松时刻。张家口人李翰离家远没回去，他和朋友从外面带进宿舍一只烧鸡，想在熄灯后，偷偷摸摸地大快朵颐。

一只鸡翅膀还没吃完，年级部老师一脚把门踹开了。

那天，李翰彻夜未眠。他有一种感觉，自己往日磨的薄得不能再薄的刀，一刀劈在了石头上，咯嘣一声，断了。

第二天，他等来了处理结果：回家。

这么严重的处理是出自学校考前抓典型整肃纪律的需要，对他这样的好学生毫不手软，更能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。

李翰的妈妈从家里赶来接他回张家口。对父母的歉疚，给他带来了最大的痛苦。他描述回家那几天的感觉：“如同万箭穿心，很复杂，后悔，愧疚，愤怒，委屈……”

这件事情对他的打击之大，直接影响了他高考的发挥。本来对于清华北大胜券在握的李翰，因为高考前的情绪崩塌，最后只考入中国政法大学。

而这一事件留下的阴影仍然笼罩在李翰身上。进入大学之后，他变得内敛，与学院系统保持距离，对“集体”保持高度警惕，学校的组织和活动，能不参与就不参与。

他现在信奉美食，经常一个人下馆子，“但就是没有当初那种味道了，那个鸡是真香”，他笑了一阵，又停住了。